大家都知道，1955年授衔时有一项规定，即那些离开军队，转而到地方工作的大将领不能参加授衔，结果有两位将领未能获得军衔。这一规定虽然严格，但其中有两个例外。一个是陈毅元帅，陈毅因担任上海市市长，原本并不在元帅的名单中，然而，周总理力荐了他，最终使他被评为元帅。另一个则是阎红彦，尽管他在授衔时已经前往四川担任省委书记，但因为兼任了当地部队的政委，未完全脱离部队，最终也获得了开国上将的军衔。
然而，阎红彦的命运并不如他所获得的军衔那般光明。1967年，阎红彦在家中突然离世，关于他的死因至今依然是个谜。到底发生了什么呢？他到底为什么会死得如此离奇？
阎红彦于1909年出生在一个贫困的家庭。由于生活困苦，他从小便承受着巨大的压力。年仅15岁时，为了谋生，他加入了陕北井岳秀的部队，成为一名勤务兵。在那个时期，陕西正处在革命的风潮中，刘天章、魏野畴、李子洲等一批热血青年，受到了陈独秀、李大钊等革命先驱的影响，积极传播马克思主义思想，革命的火种像星火燎原一般，在陕西的大地上蔓延开来。这些早期的革命思想和行动为阎红彦的成长与未来打下了基础。
展开剩余76%在部队中，阎红彦有幸结识了共产党员李象九。受李象九影响，年仅16岁的阎红彦毅然加入了中国共产党，正式迈上了革命的道路。1927年，响应中央“八七会议”的号召，陕西省委决定发动清涧起义，这场起义标志着中国共产党在西北地区反抗反动势力的第一战。阎红彦在起义中担任了捉拿清涧县县长张友之的重要任务，并凭借勇气与机智圆满完成了任务，为起义的成功奠定了基础。
尽管清涧起义因敌强我弱而最终失败，阎红彦并没有因此丧失斗志。1928年，他凭借出色的组织能力，在山西组织了一支革命队伍，并在吕梁山区建立了稳固的革命根据地，为后续的革命斗争积累了宝贵的经验与力量。
1935年4月，阎红彦肩负着共产国际的重要使命，携带着一份关键的电报密码启程返回中国，经过长达半年的艰难旅程，终于在12月抵达陕北，与在瓦窑堡的党中央会面。此时，毛主席在给朱德总司令的电报中特别提到：“国际除派林育英同志来外，又有阎红彦同志续来。”这两位同志的回归，为正处于困境中的党组织注入了新的希望，为民族统一战线的建立起到了至关重要的作用。
回到陕北后，阎红彦凭借在黄河两岸的丰富经验，受命担任红军沿河游击队司令员。与此同时，蔡树藩担任政委，两人携手合作，逐渐发展壮大游击队，成功牵制了敌人力量，为保卫陕北根据地立下了赫赫战功。
解放战争期间，阎红彦作为中原野战军的纵队司令，带领部队从山西一路转战至徐州，在多个战役中表现出色。无论是在邯郸战役、陇海路战役、定陶战役，还是在鲁西南战役、郑州战役、淮海战役中，他都指挥得当，立下了赫赫战功，为新中国的诞生做出了重要贡献。
新中国成立后，阎红彦先后担任了四川省委副书记和四川省军区政委等重要职务。1955年，由于其卓越的军事才能和对革命事业的巨大贡献，他被授予了上将军衔，成为新中国开国上将之一。1959年，他调任昆明军区政委，并兼管云南省委的工作。即便如此，他依然持续为云南的建设和军区的稳定做出了重要贡献。
然而，1966年，文化大革命的风暴席卷全国，社会陷入了前所未有的混乱。阎红彦虽然保持警惕，但依旧未能躲避政治斗争的漩涡。在一次北京的会议上，谢富治公开污蔑邓小平，众人虽然看得出来这是不实之词，但出于种种原因无人敢站出来反驳。而阎红彦性格刚正不阿，无法容忍这种不公，因此主动与谢富治对峙，坚决为邓小平辩护。
正是这次抗争，使阎红彦成为了谢富治的眼中钉，他随后遭遇了谢富治的多次迫害和打压，甚至被错误地冠上反革命的罪名。1967年初，陈伯达在谢富治的指示下，给阎红彦打去电话，在电话中对他进行全盘否定与侮辱，阎红彦承受了巨大的精神压力，最终在那个寒冷的夜晚，选择了吞药自杀，年仅57岁，结束了自己的一生。
阎红彦的死讯传来，周恩来总理深感痛惜，表示：“阎红彦是个好同志，他在最艰难的时期，仍然专心为工作。他不该死！”然而，历史总是有因果的。曾经迫害阎红彦的陈伯达和谢富治，也都付出了应有的代价。陈伯达在1970年因一次会议上的失言遭到毛主席批评，最终失去地位并被捕入狱。谢富治曾是军政两界的权威人物，但因患癌症并在九一三事变后心情沉重，最终于1972年去世。
阎红彦的家庭也十分幸福。他育有一子一女。儿子阎泽群出生在战争年代，他在延安革命学校刻苦学习，后来进入北京大学深造，毕业后一直致力于教育事业，为国家培养了大量人才。1995年，他光荣离休，至今仍健在。女儿阎小青从小就对文学创作情有独钟，在90年代，她在母亲的支持下，编写了父亲的回忆录，怀念父亲，并为他的英名留下一段记载。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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